作者 - 小在
监制 - 她姐
退休后，58岁的艾苓老师仍未停止工作。
2021年，她在操场上碰见十几个正在用手语交流的听障学生，想要看懂他们在说什么，于是开始学习手语；4年后，她为听障学生写书，已经完成20余万字的初稿。
这是艾苓老师为学生写的第三本书。
过去，她任教于黑龙江省绥化学院。学校位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，这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贫困家庭，他们和名不见经传的学校一样，身处边缘。
作为一名写作课老师，艾苓发现，社会鲜少关注过这些没有成为贵子的寒门学生。为此，她找到了2000年以后毕业的共计21届毕业生，追踪了其中56个贫困家庭的学生从出生、上学到毕业、求职、结婚等人生重要节点的经历。
展开剩余94%她为那些出身寒门却没能成为贵子的二本学生而写，为绥化学院的贫困生而写。现在，她还在为听力障碍的学生而写。
在她看来，教师的意义不止在课堂，而是让更多手中没有话筒的人，能够被听见、被看见。
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艾苓老师本人，会发现她和她所写的学生们，有着极其相似的成长背景——
受制于贫穷，淋着雨长大，凡事只能靠自己，注定要走更多弯路，并且很难功成名就。
一个没有伞的孩子，最终成为一个为别人撑伞的人。
今天是属于所有教师的节日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故事。
以下是她的讲述。
没伞的孩子
我曾经任教的绥化学院，位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。
无论是地理位置，还是学校排名，它都不是舞台的中央。我的学生们身在边缘，其中的贫困生、听障生，更是边缘中的边缘，处于一种不被看见的状态中。
我观察到，“苦孩子”们的苦各有不同，但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——
相较于物质上的贫困，心理上的匮乏，会为他们带去更长远的伤害。他们往往敏感、自卑、沉默，没人为其兜底，更容易感到茫然和无助。
他们都是“没伞的孩子”，下雨的时候，必须要比别人跑得更快。
2016年，艾苓在“一席”演讲
我曾经也是个没伞的孩子。
我有三个哥哥，我出生时，爷爷奶奶很不高兴，他们希望家里再多一个男孩，结果我娘接二连三地生了我和两个妹妹。
我们家人口众多，后来大哥娶妻生子，最多的时候，家里挤着12个人。我爹是说一不二的一家之主，我娘忍辱负重，照顾所有人的饮食起居。
小时候，我娘就是我的反面教材，我为什么努力？因为我不想像她那样过一生。看着我娘，我在心里暗暗发誓，我一定要和她不一样，一定要。
艾苓和母亲姜淑梅
当时我的想法是，我必须好好学习，将来有份自己的工作，我要骑自行车上下班，我要将娘从这个家里拯救出去，要让她天天吃馒头。那是小时候的我，对于“幸福人生”的想象。
为了实现这个梦，我拼尽全力。
考高中时，我有两个选择：要么考“小中专”，要么考普通高中，它们的区别在于，前者能更快就业。
在那个年代，就业导向的小中专是许多人心仪的选择，分数水涨船高，甚至超越了重点高中。最后，我没有考上小中专，只能去读普通高中。
我读的高中，学生们经常在高考中“剃光头”，这是句东北话，意思是“一个都考不上”。
学校地势低洼，一到雨天，所有的水都跑到学校周边，老师就会说，下午不上课了。当时学校里烧的煤，每天只够烧半天，所以只上半天课，要是上全天课的话，现有的煤烧不到期末。
我们就这样缺斤少两地上课，默认一下雨就放假半天，入冬供暖以后，也只上半天的课。
即便如此，我还是抱着一种信念：我一定要考大学、要有自己的工作。下雨时，还有冬天停止供暖的下午，大家都走了，我雷打不动，留在教室学习。
后来我总提到“没伞的孩子”，什么叫“没伞”？就是你只能靠自己。
我比所有人都努力，最后，全班50多个人，只有我一人升学，考入绥化学院的前身，绥化师范专科学校。
艾苓读书时的绥化学院校门
毕业以后，我和大学同学结了婚。
我的爱人也是一个典型的“没伞的孩子”，多亏当时的高等教育是免费的，否则他就上不起大学了。
和他成家之后，我和他一起进入到贫困状态，家里真的连把伞都没有。下雨天时，我披着一件衣服，骑自行车在雨中狂奔。
23岁那年，我才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把雨伞。
当时，我和爱人一砖一瓦地从废弃工地搬砖头，亲手盖出属于我们的小房子，外债也还清了，这时我决定，要去买一把伞。
我花了十块钱，买了一把黑色的伞。有了伞之后，我感觉特别好。
有一次我下班了，回家比较早，丈夫没回来，我还特意拿着伞去他工作的地方接他。虽然雨不大，但撑着同一把伞，这件事会让我感到幸福。
我实现了儿时的梦，有一份工作，骑自行车上下班，能够负担得起一把雨伞。
但我的心，仍向往着别处。
第二次人生
我从小就喜欢看书，写的作文被老师表扬后，我就在想，写书是一种什么感觉呢？
我怀着不敢声张的、对写作的热忱，小学五年级时，偷偷在废旧的书上写故事，就当是在写书了。
大学期间，我和一位爱好文学的学长一起，创立了“野魂”文学社。
文学社成员的笔名都带个“野”字，我给自己想的名字是“野马”。当时我觉得，马的世界很广阔，但我这匹“野马”一直只在附近兜兜转转。
大学时期的艾苓
大学毕业后，我做过中学教师，还在安达市委办公室做过九年公务员。
机关的工作，在外人看来，光鲜亮丽、未来可期。但一份工作适不适合自己，只有我知道。
做一份不适合自己的工作，是很困难的。我像穿着一双细高跟鞋，大家都觉得好看，但我自己非常不舒服，想要把它摆脱掉。
31岁那年，我出版了第一本书《领着自己回家》。这时，我动了“回家”的心思，想要回到母校绥化学院当老师。
我又觉得应该再见见世面、练练笔杆子，于是又到绥化日报社做了几年记者。
在报社，我工作得越好，就越被提拔，留给自己的时间就越少，距离写作的梦想就越远。我意识到，得及时止损，不能再往前跑了。
2005年，38岁的我，作为特殊人才，回到母校绥化学院，当一位写作老师。
当时的我，一切归零，职称全无，领着一份助教的工资。有个比我小一岁、但职称比我高的同事，她替我感到可惜，折腾了这么久，最后只得到微薄的工资。
但我并不觉得可惜。如果还有一次人生，如果同样面临这样的选择，我还会选择我现在的生活。
我很喜欢写作老师这份工作。有个同事告诉我，每次起身去上课，我都情不自禁地笑。
师生关系很单纯，是零功利的，我原本是什么样子，在学生面前就是什么样子。
上课时，我会特别注意每个学生的表情。如果有一个人打哈欠，不论他是困了还是其他原因，我都需要做出调整，要注意照顾学生们的感受。
学生拍摄，课堂上的艾苓
我还会在课堂上让学生们做一个游戏：在教室的任何一个角落蹲下来。
学生们热热闹闹地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，我问他们，从当前的视角出发，能重新发现什么？有的学生说，他看到了墙，一直没注意到墙角是这样的。有的学生发现，地上还有昆虫的尸体。他们有各种惊奇的发现，并一一分享自己的感受。
为什么设计这个环节？因为我读过的一本写作教材中说，一个人想进入写作状态，需要让自己回到5岁。
所以这个游戏的最后环节，我会告诉他们，刚才他们蹲下时的高度，差不多就是自己5岁时的高度。我们一起短暂地回到了童年，以童年的眼光观察这个世界。
写作课上还有分享自己作品的环节。我非常希望每一个人都被看到、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展示自己，然后，他会喜欢上这门课，会更愿意去表达自己。
我的目标不是让每一个学生都成为作家，我是想让他们感受写作的乐趣，发现生活的美好，让自己的写作在原本的基础上提高那么一点点，哪怕只有一点点，我的目的就达到了。
一位老师，为学生写书
作为一名写作老师，我开始学习手语，完全是出于偶然。
我一直有跑步的习惯，2021年春天的一个下午，我在绥化学院的运动场跑步，看见十几个男孩在足球场边，正在用手语交流。
他们的表情很丰富，神采飞扬、手势飞快。我特别好奇，但是我看不懂。
我突然反应过来，我们学校从2013年开始招收听障学生，也就是说，这些孩子已经在这所学校存在8年了，他们就生活在我的身边，我怎么才发现呢？
我很想知道，是什么话题让他们聊得如此开心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我决定要去学手语，因为我想看懂他们的语言，想和他们聊聊天。
电影《看我今天怎么说》
一年后，我55岁，正式退休。一位听障学生，同时也是我上一本书的读者，主动找到我。我成了他的学生，跟着他学手语，每周见一次面。
那个学生完全不会口语，我们通过手机打字来聊天。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剥夺他的时间，于是向他提出，他教我手语，我也可以教他口语。
他随即表示，“老师，这不可能，我已经二十几岁，来不及了”。我很热情地告诉他，我妈妈60岁才开始学认字，后来还出了书，有什么来不及的呢？看我这么说，他很振奋。
上大学以后，他才有了第一个助听器，平时都放在寝室，从不使用。我问他为什么不用，他打字告诉我，戴上助听器以后，他能听见声音，但听不懂人话。
我的心里咯噔一下，想着一定要帮助他听懂，于是逐字地教他，“这里是绥化，绥化，你要坐火车的地方是哈尔滨，哈尔滨”，这样他在车站的时候，听见城市的名字，就能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练习的成效甚微，这回我教会了他，到下次就全忘了，很打击人的信心。最后，我们失败了。
那时我并不了解，听障人士的语言训练是一门科学，仅凭热情是持续不了多久的，我的做法有些想当然，很善良，也很愚蠢。
在学手语的过程中，我意识到，听障学生是一个缺少发声机会和能力的群体。对我们多数人来说，他们所处的位置，是一个我们全然不了解的，充满了想象和误会的世界。
通过学习手语，我一点一点地靠近那个世界。
对一门语言从最初的一无所知，到发现很多人不了解这门语言、更不了解使用这门语言的群体的时候，我觉得只有我适合去写这件事，因为我看见了。
2023年，学习手语两年后，我开始追踪采访绥化学院的听障毕业生；2024年，我四次外出采访全国范围内的高校听障毕业生，其中一次连续采访了45天。现在，我完成了20多万字的初稿。
听障学生集体送给艾苓的蛋糕
这是我写的第三本关于学生的书。一般来说，大学老师和学生的交往没那么紧密。不过，通过写作课堂和学生提交上来的作品，我能够比其他老师更走进他们的内心。
2005年回到母校教书以后，我见证了学生们的成长，于是在2016年就以非虚构的形式记录下他们的故事，出版了《咱们学生》。
即将出版的时候，我爱人补充：“写绥化学院的学生，一定要将贫困生群体纳入进来，否则是不完整的。”
他的话提醒了我。我们都是从贫困群体走出来的学生，深知这个群体的不易。而且，从教17年以来，我教过的3000多个学生中，贫困生占了至少三分之一的比重。
我开始做关于贫困生的微型调查。
2017年的暑假，我选择了黑龙江省西部、中部、东部等多条省内路线，采访了几十位当年的贫困生，没有使用录音笔或者其他设备，和他们坐下来聊天，用最原始的方式提问、记录、梳理、校正。
艾苓画的学生成长路线图
这是一个太脆弱的群体，很少有人主动跟他人聊自己的伤痛，更遑论在公开场所发声。
这些孩子都是被贫困耽误的人，我决定为他们记录，表达，立传。
成功之外
曾经，我以为上一代人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，才是真正的艰辛。
和学生们相处的这些年，我逐渐意识到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难题，无需比较谁轻谁重。
来绥化学院上学的孩子，心情会比较复杂——学校位置偏远，没有名气，常被误读成“妥化学院”“缓化学院”，在就业市场上丝毫不占优势。
我毕业时，还赶上包分配的年代；而今天，名校精英批量涌现，机会愈发稀缺。许多学生怀揣着梦想，却常常手无寸铁，在现实面前难免失去信心。更何况，我的学生中还有许多贫困生，他们在社会上处于更弱势的位置。
电视剧《谢谢你温暖我》
学生们的艰难，是我难以想象的。
有一次在家批改作业，一个男孩写了他家庭破碎后的绝望，我哭得稀里哗啦。
还有一个学生，看上去非常阳光灿烂，没人觉得她有什么异样，直到她毕业以后，我做后续的追踪采访时，才知道她的内心有那么多的挣扎和创伤。我要是能早些知道，一定会对她更好一些。
这也是我为学生们立传的原因。在筹划《我教过的苦孩子》一书时，刚采访到第二个学生，我就决定要以第一人称口述的形式，来呈现他们的故事。
他们内心的波澜，他们经历过的那种摸爬滚打的日子，如果我从老师的视角去转述，我作为老师的表达、抒情和议论，都会干扰他们的讲述，会损失掉很多东西。
我想让他们的心声直接面对读者，我希望他们的声音能被听见。
艾苓为学生写的两本书
书出版了以后，有学生告诉我，原先他只知道自己的不容易，没想到身边有那么多和他一样的人。
当然，我重新认识到的，不只是学生们的困境。很多时候，他们强大得令我惊讶。
我有个学生，她出生后没多久就被送到爷爷奶奶家，她的弟弟则是跟着父母生活。后来，妈妈去世，弟弟和她一起由爷爷奶奶来带。
有一年春节，爸爸回来了，祖孙三代一起吃饭，吃完饭后，爸爸领着弟弟走了，她紧随其后，跟着他们一起回爸爸家。然而，爸爸带着弟弟进门后，直接关上了门，将她拒之门外。
我特别心疼这个小姑娘，但她成长得很茁壮，毕业以后，过上了很幸福的生活。
如果我是她，我能做得更好吗？好像不太可能。
毕业季，艾苓在运动场拍的学生照片
我很为我的学生们感到自豪。他们也许不是世俗意义上的“成功者”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——
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孩子，自小成绩优异，为了省学费，她放弃了去省重点高中学习的机会，后来，高考和考研双双失利。
毕业三年后，她实现独居，下班回家的路上，她会留意到空气中的桂花香。她说，“我喜欢像蚂蚁一样工作，像蝴蝶一样生活。”
有两个北漂的孩子，他们并没有像所谓的“城市牛马”一样苦不堪言，在过生日那天的深夜，敲开蛋糕店的门，给自己买一块小蛋糕，为自己祝福。
一对出身贫寒的情侣，在农场买了顶楼的小房子，装修完毕的那天，女孩高兴得一塌糊涂，“我在地板上打滚，阳光照在地板上，好像跟着我一起打滚，那种感觉太幸福了。”
很多学生毕业后就“消失”了，他们觉得自己“混得不够好”，无颜面对我。但在我眼里，没有功成名就，并不能动摇他们身而为人的价值和尊严。
在能力范围内过好自己的生活，又怎么不算成功呢？
把别人的标准当成自己的标准，被他人的判断左右，这是很可怕的。
作为老师，我能做的，就是陪伴学生们走过那些年轻时觉得天大的难关。
走过以后，他们会发现，那些坎其实没想象中那么可怕，平凡的人生，当然也值得一过。
部分参考资料：
1.《咱们学生》，艾苓
2.《我教过的苦孩子》配资门户官网，艾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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